星雲大師與人間佛教--龔鵬程

二 、失敗的運動

但提倡人間佛教,要改革佛教之積弊,自然就會遭到佛教內部那些應被改革者的反對。如太虛大師曾與仁山法師.聯同社會黨員多人,「大鬧金山寺」,欲接管寺產,結果遭強烈反對而失敗。其他許多主張也大多難以實現,以致他同時撰有〈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〉和〈我的佛教革命失敗史〉。人間佛教的提倡,雖然在知識界或社會層面,獲得極大迴響,教內也有不少人呼應,但相較於傳統勢力,改革的力量仍然不足以扭轉積習,所以太虛大師的改革運動終歸是失敗的。

這種失敗,可以太虛大師與支那內學說的糾葛,來示例分析。據太虛大師年譜載:民國二十五年(一九三六),四月三十日,「大師作〈論僧尼應參加國民大會代表選舉〉。歐陽竟無致書陳立夫以反對之,以為『僧徒居必蘭若,行必頭陀』;『參預世事,違反佛制』。歐陽治佛書三十年,偏宗深究,宜其得之專而失之通!」

此事後來對太虛大師有重大影響。民國三十五年(一九四六)以後,國共和談的傾向甚濃,同時共黨及民主同盟等代表、亦展開活動。太虛大師在此政治空氣中,也試圖尋求組黨或參政的可能性。結果雖於同年十一月,被國民黨蔣主席圈定為國大代表,仍因陳立夫的反對而變卦。《年譜》上說:「初以中國宗教聯誼會于斌之推鷹。經蔣主席同意,圈定大師為國民大會代表。以陳立夫力持異議,致其事中變。時京滬報章,多傳大師組黨及出席國大之說;鑒於政府歧視擁有廣大信徒之佛教,大師殊深悒悵!蔣主席與大師之友誼,久為近侍集團所礙,日以疏遠。……」太虛大師為此甚感鬱悶,數月後即過世。

太虛大師在民國二年即曾揭舉「組織革命、財產運命、學理革命」之說。但財產革命,在大鬧金山寺之後,即已證明它甚難成功;組織革命,則《整理僧伽制度論》所提倡者亦未能施行。在學理革命部分,和支那內學的主張便頗不相同,主張僧尼參政,更事受到歐陽竟無的反對。

在理論上,支那內學院是以唯識為主的,太虛則認為:「理諭的說明上,自然在唯識學。但……中華佛教,如能復興,必不在真言密咒或法相唯識,而仍在乎禪」(見〈讀梁漱溟君唯識學與哲學〉)。因此支那內學院企圖以回歸印度佛教來改革中國佛教,反對中國心性論以及如來藏真常心系的講法。太虛則著眼於復興中華佛教,更不認為佛教徒即不能參與世事政務2

印順,從思想史的角度看,正是這一爭論的延續者與折衷者。他由〈阿含經〉中發現「諸佛皆出人間,終不在天上成佛也」的文句,證明了佛陀教人並不以出世離俗為主,因此同意太虛人生佛教的路向。但對於僧徒是否一定要參政,或人間佛教之實踐是否以政治為主,仍持保留之態度。

對於太虛與支那內學院在佛學教理上的爭執,印順的處埋,基本上傾向支那內學院,認為影響中國較為深遠的如來藏真常心系思想,其實融入了印度教的「梵我論」,不及印度原來所傳純粹。但印度佛教空有二輪中,他不同於支那內學院的檢別,而主張性空唯名一系才最接近佛教的根本思想緣起說。在對中國佛教的排斥方面,他也不如支那內學院的學者那麼激烈。他覺得後期如來藏思想雖見理未徹,但也無大失.只是它的末流在印度成為「融神秘、欲樂而成邪正雜濫之梵佛一體」;「在中國者,末流為三教同源論、冥鏹祀祖、扶鸞降神等,無不滲雜於其問」(《印度的佛教.自序》)

1  |  2  |  3  |  4  |  5  |  6  |  7  |  8  |  附註
回人間道場